时事评论

“唱衰中国”暴露日媒认知失调

作者:孙文竹|时间:2022-07-26|责编:
  日本媒体在涉及中国的话题上“报忧不报喜”,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政治正确”。从十几年前的“经济失速论”“产能过剩论”到近期的“债务危机论”“人口衰减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经由日媒炒作,形成了一层厚重的“灰色滤镜”,使日本公众难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后持续发展,至2021年已达到日本的3.6倍;在华日企对中国经济亦是信心十足:今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72.2%的受访在华日企2021年度实现盈利,40%以上在华日企计划未来扩展业务,日企在华经营的收益率达到14.9%,远高于在美国的6.1%。
  这一明显的“认知失调”,折射出日媒在进行涉华报道时往往并未坚守自身标榜的“中立”,反而会被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影响,裹挟涉华舆论向非客观的方向严重偏移。一是日益封闭僵化的世界观。日本社会认可的“正统秩序”是一幅等级森严、次序分明的静态图景,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安分守己,下层成员的上升通道极为狭窄,且必须以上层成员的承认为前提,其典型代表是日企文化中的“年功序列制”。日媒将这一视角代入到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当中,高度重视“次序”与“身份”,严格区分国家间的优劣高低。在日本精英群体的认知中,西方发达国家天然优越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属于“西方一员”,自然优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因而面对中国经济实现“后来居上”这一事实,日媒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非但不能本着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精神来看待,还要将中国的正常发展污名化为“挑战秩序”,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抹黑贬低来自我安慰,甚至期待假借美西方之手,将中国“推回”日本之下,实现“秩序维护”。
  二是狭隘顽固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其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却脱胎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否定。换言之,日本相较于中国的“优越感”是其国家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二战前,这种优越感来自于“脱亚入欧”;二战之后,这种优越感则来自于受到美西方认可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冷战的终结使日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得以进一步“充值”。在“立场先行”的有色眼镜之下,日媒难以看到中国政府调节经济的巨大努力、强大能力与卓越成效,却习惯性认定中国“终将步苏联东欧国家后尘”。加之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历届“民主政府”重振日本经济的举措均收效不彰,日本经济长期陷于停滞,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代表精英阶层的日媒难以向民众解释,为何拥有“更优政体”的日本在经济表现上却远逊于中国,只能自欺欺人地反复渲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来进行群体麻痹。
  三是“倚美自重”的投机心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坛显著“向右转”,使日本“重新伟大”的国家主义议程大行其道,其对内煽动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浪潮,对外则期待搭乘国际局势变革的“便车”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日本深信,曾在二战中击败日本、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美国,最终也将会赢得中美竞争。因此日本对于美国发起的遏华舆论战格外积极,热衷于各种“新冷战话语”,期待能够通过充当美西方的排头兵、马前卒,借打压中国换取西方社会的认可,从而洗白“二战战败国”身份,“上位”成为“亚洲领袖”“世界一流国家”。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也深刻影响了媒体界,以往一些能够为中国“说公道话”的声音,或是受困于反华观点不断回声强化的“信息茧房”,或是惧于“媚华”标签,“自我审查”以迎合气氛,湮没于非理性的声浪之下。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日关系迎来了邦交正常化的第五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因日本媒体的“唱衰”而逆转;发展中国家普遍崛起的历史潮流,更不会因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心态失衡”而有所后退。只有从平等视角出发,以事实为基础理性看待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日关系才能克服阻碍,真正走向成熟。
  (孙文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环球时报》202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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