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因素推动领导人会议重启
中日韩合作诞生于危机之时,成长于化危为机的进程之中,至今已走过25个年头。目前中日韩合作已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涵盖经贸、物流、文体、教育、环境、科技、卫生等近30个领域,成为东北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08年首次召开,是中日韩合作机制中的最高层级机制。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召开,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多个成果文件。然而,此后因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影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停摆。此次会议重启,有望为中日韩合作注入新动能,进一步推动三国互利共赢。
此次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会上,三国领导人围绕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经贸、公共卫生、科技、救灾等六大领域深入探讨合作方案,共同发表了《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三国还在知识产权和流行病预防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发表了《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和《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三国一致同意致力于落实2019年在中国成都发表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同时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在人文社会交流方面,三国领导人同意将2025～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够重回正轨,主要有三个因素推动。第一,中日韩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和巨大潜力。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日韩在中国国别贸易伙伴中也常年位居前列。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统计,202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179.5亿美元,中韩为3106.9亿美元。韩国关税厅的数据显示,韩日双边贸易额为766.5亿美元,三国间贸易额合计超过7000亿美元。三国以资源禀赋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依托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了在经济领域的深度相互依赖。
第二,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政治氛围有所改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所以停摆如此之久,有新冠疫情物理性阻隔因素的影响,也与双边关系发展不畅有关。日韩关系受到日企强征劳工案等历史问题的影响,直到尹锡悦政府采取第三方代为赔偿的方案才实现破冰。岸田政府和尹锡悦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突出“亲美疏中”基调,导致中日、中韩关系明显降温,缺乏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政治氛围。然而过于偏向美国的失衡外交并没有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岸田政府今年5月支持率降至24%的水平,尹锡悦政府的国内支持率也处于30%左右的低水平,韩国执政党在今年4月国会选举中惨败,这与失衡的外交政策不无关系。日韩领导人都有意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突破口改善对华关系,展现平衡外交姿态,回应国内不满声音。
第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从2008年开始在10+3机制外单独举行的,每年举行一次,三国轮流作为主席国主持会议。作为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所在国和本轮中日韩合作领导人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韩国对重启中日韩高层对话表现出积极意愿。5月13日至14日,韩国外长赵兑烈访问北京,就改善中韩关系、强化双边经贸合作、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与中方进行沟通,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为中韩关系的缓和以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启创造了条件。
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中日韩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是域外大国的干涉和牵制。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主动修复与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借助联盟力量巩固其在大国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日韩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均将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基石。近年来,美国将美日、美韩同盟提升至涵盖军事安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同盟关系,联合日韩推动具有遏华指向的“印太战略”,深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强三国领导人、部长级、副部长级等各层级交流与往来,增强在涉华事务上的战略协调。在此背景下,日韩两国在南海、台海等涉华问题上表现出对美追随倾向,多次发表不当言论,严重破坏了中日韩三国间的政治互信,给三国合作带来了不少障碍和阻力。
二是经贸领域“脱钩断链”风险增大。一方面,美国推行全球产业链重组战略,利用政策补贴和出口管制等方式,诱拉日韩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减少在华的经营投入。这削弱了日韩对华经贸合作的信心,并对中日韩产供链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加速,日韩在汽车、石油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的对华优势不再明显,陷入对华产业和技术双重竞争的焦虑之中。这种复杂心态在所谓“经济安全”的逻辑影响下,转变为对华部分“脱钩”。日韩相继出台了经济安全政策,通过市场与供应多元化战略推进产业链的分散化和本地化,减少对华经济依赖,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配合美国重塑全球产供链。例如,日本政府支持在华日资企业将医疗物资、汽车零部件等关键产业转回日本国内或者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三星、SK海力士、现代汽车等韩企则不断扩大在美投资。今年4月,韩国三星集团宣布将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半导体投资总额增加至约440亿美元,用于打造一个计算机芯片制造和研发产业集群。美国将为三星提供64亿美元的直接资助。同月,SK海力士宣布将投资38.7亿美元在美建设芯片封装工厂,计划到2028年实现量产。2022年5月,现代汽车宣布在美国佐治亚州投资55亿美元建设一个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并在2025年前继续投资50亿美元,以加强与美国企业在机器人技术、城市空中交通、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针对现代汽车在美国的投资计划,佐治亚州政府宣布将为现代汽车提供18亿美元的激励措施。
三是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明显升级。自2021年朝鲜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多次试射导弹,提升高超音速武器、军事侦察卫星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并颁布核武力法令,集中力量提升核威慑能力。韩国尹锡悦政府也在大力建设针对朝方的“三轴体系”(包括“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和“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组成的战略战术体系),还向美国寻求“延伸威慑”。朝韩双方敌意螺旋上升,半岛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另外,近年来日韩均出现利用地区紧张态势为强军扩武政策铺路的迹象。2023年12月,韩国国防部发布《2024至2028年国防中期计划》,计划将未来五年内的国防开支扩大至348.7万亿韩元(约合1.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高达7%,同时保持50万总兵力,并建立新的“战略部队”。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等“安保三文件”,明确表示日本将发展可对敌方导弹基地发起直接攻击的“反击能力”,五年内将防卫费规模由目前的GDP占比1%提升至2%。日本2024财年国防相关预算总额达到8.9万亿日元(约合4047.8亿人民币),约占2022年日本GDP的1.6%。
共同应对挑战,进一步深化合作
中日韩三国能否排除负面因素干扰、延续合作势头,对亚太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和《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等,为中日韩未来的合作之路指明了方向。希望未来日韩两国同中方一道相向而行,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增进战略互信,密切人文交流。三国应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依托中日韩合作既有对话平台强化各层级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将讨论议题从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低层级政治议题逐步扩展至政治安全等高层级政治议题。三国要以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举办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特别要增进三国青年人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三国合作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
其次,深耕经贸合作,筑牢产供链合作基础。中日韩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国,三国可充分利用RCEP框架扩大相互贸易规模,促进三国双向投资,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面对网络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三方要加强协同创新和前沿领域合作,增进人工智能领域沟通,推进数字化转型合作。此外,还要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早建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为维护中日韩产业链稳定提供制度支撑。
最后,稳控地区安全局势,共同构建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秩序。中日韩应从本国及亚太地区长远利益出发,精准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摒弃零和博弈思路与阵营对抗思维,通过建设性互动,增进互信,管控矛盾,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机制构建,探索建立均衡、有效、持久的安全架构,维护东北亚长治久安。
(作者唐晓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向荣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载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