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在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自1955年成立以来最大胜利，赢得众院三分之二议席，再度开启自民党“一强”时代。此次选举表现出的政治动员逻辑和政坛格局的深刻演变，反映出日本政治正在从“精英协商型”向“民粹动员型”的范式转换。

　　“饭圈化”政治动员下的民粹狂欢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不足百日，便以突袭方式解散众院举行大选，旨在将高支持率变现为自民党在国会多数议席，化解在野党对其政策失误和涉“统一教”丑闻的追究，为长期执政扫清障碍。尽管在例行国会开幕之初解散众院影响预算审议，且劳民伤财，高市为此饱受批评，但从结果上看并未影响自民党选情，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市充分利用其年轻支持群体，通过数字化时代的网络造势和新媒体传播，打造出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往竞选逻辑的政治动员新模式。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的话语权掌握在老年男性政治精英和传统主流媒体手中，但在此次选举中，社交媒体影响力上升，打破了这种权力垄断格局。为最大限度兑现高支持率，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将此次选举焦点由政党间的政策比拼变为对高市个人的信任投票，投入重金在各大主流社交媒体上展开宣传造势，着力打造高市的“偶像化”形象。高市的粉丝群体表现出明显的“饭圈化”特征，他们不讨论具体政策，而是对高市个人展开极度追捧。在现实空间，高市刻意回避与在野党就内外政策展开直接辩论，将传统的街头演讲变成“粉丝见面会”式的选民情绪动员。

　　作为一名右翼民粹政客，高市政治语言直白易懂，善于利用二元对立叙事煽动选民情绪。她高举打造“强大而富庶的日本”大旗，吸引了不少原本对政治冷感的中间阶层选票，带动了自民党选情的飙升。选后调查显示，超过35%的无党派选民将票投给了自民党。

　　在政策层面，此次选举表现出的民粹化也令人咋舌。为对抗在野党的削减消费税主张，高市直接提出“8%食品消费税两年减免”政策，而对于由此减少的5万亿日元税收“窟窿”如何填补，却含糊其辞。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高市主打的积极财政政策早已引发外界对日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导致日债被抛售，日元不断贬值。但主要朝野政党为诱拉选票，争相提出减税措施和民生补贴计划，而日本民众也鲜有人关注“钱从哪来”。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主打“人工智能民主主义”的新党正悄然崛起，预示着日本政治风向的新变化。由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安野贵博成立的新党“团队未来”，成立不到一年便在此次选举中斩获11席，成为众院第六大党。该党主打“以科技化解分歧”的数字民主主义理想，主张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治理和民生痛点，吸引了一批高学历年轻群体的支持。他们或许将为未来日本政坛注入新的活力。

　　“一强体制”的回归与“高市党”的诞生

　　这场选举既是对自民党内部权力格局的重塑，也是对日本政坛格局的大洗牌，日本政坛重回“一强多弱”格局，中左势力陷入“至暗时刻”。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借此次选举巩固了党内根基，树立了绝对权威。到2028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日本国内再无大型国政选举，只要不出现重大丑闻或政策失误，高市有望实现长期执政。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完成“洗牌”。高市力排众议支持大批涉“黑金”丑闻议员参选并悉数当选，加之大批新生代政客在她背书下当选，高市将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效忠于其的“嫡系部队”。高市借胜选还可摆脱前首相麻生太郎、岸田文雄等“大佬”的掌控和牵制。而以前首相石破茂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和以原宏池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鸽派”被边缘化，右翼保守势力将全面掌控主导权，自民党将呈现“高市党”的特征。

　　此次选举中，中左翼势力遭遇几近毁灭性打击。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临时组建的新党“中道改革联合”非但没能实现对自民党的阻击，反遭历史性溃败。其中，原立宪民主党议员仅当选21人，较选前锐减85%的议席，“无冕之王”小泽一郎、前外相冈田克也、前众议院副议长海江田万里、该党干事长安住淳、前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等大批重量级议员落选，标志着日本政坛中间力量彻底崩塌。而传统左翼政党更是面临消亡危机，日本共产党仅获四席，令和新选组勉强获一席，社民党未获得议席。日本政治光谱进一步右移。

　　此次选举还表现出“新旧政党交锋”的特征，新兴政治势力持续获得追捧。部分中间选民出于对传统政党的不满，转投具有民粹色彩的新兴政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分获36席和28席，成为政坛中坚力量。去年参院选举中，凭借排外主义路线受到追捧的参政党获得15席，维持上升势头。但这些政党均缺乏有别于自民党的政策路线，且难以实现有效整合，有可能成为自民党的“卫星政党”。

　　高市的“豪赌”才刚刚开始

　　随着高市强势主导自民党，自民党掌控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且日本政坛缺乏对高市的制衡机制，理论上高市提出任何政策议程都可以在国会畅通无阻。高市政权预计将开启一场“政策豪赌”。高市所主张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配上激进的外交安保政策，伴随着巨大风险，对日本而言很可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国运豪赌”。

　　政治上，高市内阁将推动建立一元化的情报和反谍体系，谋求启动实质性修宪，彻底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经济上，高市力推扩张财政和货币宽松，引发国际资本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日元信用的更大担忧。外交上，高市将延续出“以邻为壑”的远交近攻路线，绑定美国，编织排他性“小圈子”，对抗遏制中国。军事上，高市将致力于修订“安保三文件”，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发展进攻性军力，松绑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甚至谋求修订“无核三原则”这一基本国策。

　　自1889年日本进入宪政时代以来，上一次众议院选举出现如此悬殊的结果，还是1942年的东条英机内阁，当时日本民众把八成选票投给了狂热的军国主义政客。如今时过境迁，历史也许不会简单重复，但警钟须长鸣。日本正步入一个由右翼民粹驱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期。躁动不安的日本，正在成为未来数年东亚地缘政治的最大变量。

　　（作者项昊宇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原文载《世界知识》2026年第5期）